马萨

华新路旁边就是有名的公园西路，就是杨函憬口中秋天里落花满街的地方，那个时侯他总是巴不得清洁工阿姨们每天在家里休息不要出来工作了，免得几条扫帚扫去了迷人的花香和醉心的景。杨函憬带着我们穿过华新路的小巷，走进安静的公园西路。午夜又来了，很自然地我以为杨老师会带我们去喝咖啡，走到一间叫做“窝”的小酒廊的门口，黑暗中，杨老师回过头微笑着招呼我和聂鑫：“进来吧。”

要说我胆子大，我也承认，毕竟很多莫名其妙又胆战心惊的事情我都脸不要命不要地一一体会过了。但他一说喝酒的时候我还真有点犯怵了。站在门口有些犹豫，聂鑫和我一样有些不自在，侧过脸一脸狐疑：“要喝酒么？”我几乎不喝酒，倘若一定要喝也绝对是要和亲密的朋友在一起的。上一次关于喝酒的回忆还留在2008年大年初一。大海从深圳回来，一帮老同学非常高兴，在黄继皇吃焖煮牛肉不过瘾，7个人饭后携带者浓重的红烧牛肉味直线杀到贵阳夜生活中心区的苏荷night club继续叙旧，一直到第二天凌晨。

2008年年初贵州正遭受冰灾，电力设施覆冰严重，导致全省电网解裂，很多城市和地区长时间停电。为了尽快的修复电网恢复民众用电，就算是过年单位也不放假。那时候我连续工作两个月，天天加班到夜深却一点不觉得累，平时热衷于逃班的同事主动回来工作，以往单位里不和的人也冰释前嫌。那时候听到最多的成语就是军队里的那一套，什么连续作战、不怕牺牲、轻伤不下火线……好像只有在那个时候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才尤其重大，人人都沉迷于扮演英雄人物的满足感里不能自拔。可能那段时间是我在工作上最快乐的时候。所以我前一天喝假洋酒到凌晨，第二天还能在天未亮的时候爬起来梳洗打扮回去上班。

那天我们几个老同学喝了很多酒，我和曹兰像女大款一样一个抢着付饭钱，一个抢着付酒钱。大家都很关心大海，说高中毕业以后好朋友们就没有像成年人一样聚会过，他一个人在深圳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希望他马上回来，又些希望他能在外面混出个人样再荣归故里。大海一点都没变，孩子气的脸，白色的高领毛衣，因为还很怀念在成都的大学生活说话里还带着川味。记得高中的时候王晓佳一直在我面前夸大海真是个好男孩，学习好又孝顺，长得还清秀，做男朋友最合适不过了。到最后，王晓佳找了别人做男朋友，大海始终一个人。

我还记得那天我穿着橘红色维尼小熊的毛衣，围着苏格兰格子花纹的围巾走进脂粉香水高跟鞋里像一个小孩，显得格格不入。我还记得那个冬天我很瘦很瘦。我还记得那个冬天资本主义来贵阳给我买了一双鞋，朋友都说穿起来有些大不合脚。

不管怎么样，最后我和聂鑫还是跟着杨函憬走进了这件小酒馆。如果杨函憬是坏人的话，也是坏人里面最善良的那个，他就是给人很无害的感觉。

酒馆真的很小，分上下楼。但好像生意不错。戴眼镜的老板高高大大，热情地和杨老师打招呼。吧台前坐着一个外国人脸红筋涨地和女孩子聊天，旁边的小桌和高脚椅有两个微胖的中年男人喝得兴起。我有些局促，不知道聂鑫是不是这样，我看过很多喝酒无法自控的人，比如说我的挚友金老鬼，闲暇时拿啤酒当水喝，会在喝醉的时候一个人搬家，也会像暴力犯一样把家里的所有的玻璃制品砸得粉碎，还会拿着陶瓷烟灰缸拍领导的后脑勺……不常出入酒吧的我有些担心。杨老师提议说到二楼去坐，上面清静些。我和聂鑫没有异议。

二楼也是小小一间，带分成两个隔间，用红色的挂帘分开。里屋还没装修好，看起来像是置放酒的地方。二楼的灯光是红色的，门帘是红色的，沙发也是红色，这让人很放松，过了不久，我对陌生场景的紧张和局促感也逐渐缓和了。三个贵州人坐在厦门公园西路一间小酒馆的沙发上一直用普通话聊天，后来杨老师打趣地纠正：“为什么我们老乡之间还不说家乡话呢。”于是杨老师终于用贵州话小心地问我：“你为什么要一直留在那个小城里面？你可以换一份工作勒嘛。”我的口语老师John也问我过同样的问题，我跟他说我很羡慕他的吉普赛生活，游历世界。他对于我的羡慕感到有些不解：“世界上没有人拿枪指着你的头让你不能去你想要去的地方，你们为什么那么害怕呢。”美国人一向神神叨叨，他在公车站牌前拿手放在耳朵旁：“我听从上帝的召唤，他要我去哪我就去哪。”

这个话问得我有些哑口无言，我总觉得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家庭的压力、迁移的风险、放弃的勇气、自我认识的对错……总之很多不可确定的因素在影响着局势。但突然这一下我又无法组织这个庞大的语言体系来解释我的懦弱，只好笑笑说：“卡夫卡从前不也是个小打字员，还不是要和刻薄的上司和现实生活对到干。”杨老师笑了，觉得我很幽默。

老板是杨老师朋友，在安排好楼下的事务后就上来陪我们一起聊天。

包括“窝”在内，公园西路上还有一些旅馆、咖啡吧，分住在两条相隔小路上的才子佳人把自己分门别类——华新帮和西路帮。华新帮以杨函憬为首，西路帮的发言人非陈飞舟莫属。

陈飞舟是这间酒馆的老板，但这并不是他的正职，他还有一个身份是厦门某个广告公司的法人代表。和很多任性的人一样，因为自己喜欢喝酒就开了一间酒馆满足私欲，其实不为赚钱就想邀上三五好友每天晚上摆谈摆谈发发小疯。陈飞舟是这几天来我遇到的第一个厦门本地人，但他身上带着更多的南洋遗风。他的闽南普通话里时而夹杂英文，例如他推荐我和聂鑫喝一种樱桃酒的时候会说：“你们女孩子要喝的话，我推荐你们喝Sparky，甜甜的酒精度不高，比较easy drink。”又例如他在描述他对酒的热爱时会说：“你们知道么，意大利有一种酒叫Gavi。Gavi是一个小镇的名字，你们知道那个酒的味道该怎么形容么，就是下雨过后雨水在岩石上蒸发的味道，太美好了，喝wine的乐趣就在这里。”

即便是饱读诗书的金老鬼，也不曾向我这么比喻她对于酒的想象。

聂鑫很好奇像他这样每天醉生梦死的，白天怎么经营公司，又怎么照顾老婆。陈飞舟倒也坦然：“公司我不用管啊，每天无论什么时候去看看就好了。我老婆很理解我啊，她知道我爱喝酒，知道我每天除了呆在这里哪里也不去，这个她很放心。”他说他最喜欢每天下午四点坐在酒馆里透过玻璃门看外面的公园西路和路上的行人，他把玻璃们做成外面封闭，里面通透。这样他可以看到整个世界，而世界却不知道他的存在。

厦门第五夜，我在公园西路的一间小酒馆里喝了一点酒，很放松。

舒适的灯光下，陈飞舟显然是非常健谈的，从他老婆专门去香港批发依云矿泉水回来洗脸一路聊到其实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相反，杨老师在喝了酒以后安静许多。虽说这个樱桃酒酒精度不高，但我猜聂鑫在贵阳也不是常常混迹于声色场所的女孩，所以我们俩慢慢地都有一些头晕脸红。我担心聂鑫不喜欢这里，就问她要不要回去了，乖乖女聂鑫拿着酒杯小手一挥：“不忙着回去，这里还不错。”后来聂鑫很开心，也说了很多平时未说的关于生活梦想的荒唐的话。

一瓶樱桃酒很快就喝完了，陈飞舟的聊兴却意犹未尽。于是他又很洋派地说：“这样，我有一瓶上好的Brandy，当年厦门也只进来了十几瓶。今天大家高兴，下面有我的两个朋友，我请你们下去喝。”

当我们再回到一楼的吧台，老外的和女人不见了，那两个胖胖的中年男子还坐在原来的地方。陈飞舟介绍说两个人分别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和英文系的教授，早年从各自的家乡搬来厦门。两个人没事就喜欢来“窝”买酒喝。两个老头圆润的脸上红通通泛着油光，像曼切斯特或者伦敦某间酒吧里夜夜迷醉的酒客。

公园西路还真有文化，随便一间酒馆里的酒鬼都是大学教授。

我、聂鑫、杨老师并排坐在吧台前，陈飞舟站在吧台里面兴奋地说要给我们看一个天底下最怂的广告，说完便把可口可乐在中国区销售的骨灰级广告碟放进碟机。广告确实很老，黑白的，剪辑也单一，但由于陈飞舟本人的声音太过洪亮广告里在说什么我完全听不见。后来那个天底下最怂的广告整晚在酒馆里反复播放。杨老师喝酒有些上脸，上脸就是脸红红的。张大姐总是跟我说喝酒可以看出人心好不好，好人喝酒总是红脸的，坏人越喝脸越青。其实我猜测这些反应都是肝功能好不好的反应而已，和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我看到杨老师红脸又少话的样子还是下意识的觉得他是个好人。好人杨老师在喝了一些酒以后很腼腆又真诚地看着我：“ 不如你留在厦门吧。”其他人在热烈地交谈，恍惚中我以为自己听错了要求他重复一遍。在我确定他果然是在说挽留这件事的时候，全把这句话当做我经常说的“我真不想回去了”之类的无意义感叹句。于是我反问他：“我留在这里能做什么呢，NBA女保安么？”杨老师认真地说：“你可以留在32how呀。”我睁大了眼睛：“你是说你愿意给我一份工作，你是这样打算的么？”他点点头。我笑了笑：“杨老师喝多了。”他便不再说什么。

那时我的的确确认为杨老师在说酒话了。